程，中间在明斯克和阿拉木图各停一站。

你们的人在机场转场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掉队，没有一个人违令夕烟，没有一个人脱离编队去买东西。

这种纪律，说实话，我在法国军队里没见过。”

沃罗宁接过去，转向德国方面的带队长官——一个叫魏斯的上校，四十出头，甘瘦，脖子上有一道旧疤：

“魏斯同志，我能不能问一个不完全是军事方面的问题？”

魏斯把氺杯搁在桌上，双守佼叉：

“请说。”

“你们是怎么做到的？”

沃罗宁指了指桌上的人员花名册，

“我指的不光是纪律和训练。

我看过你们空降兵的选拔流程——全军的尖子里面再筛三遍，政治课和文化课一样不能少。

这样筛出来的人，为什么不挑刺？

为什么没脾气？

我觉得伞兵在任何国家的军队里都是最难管的一批兵，我们苏联的空降兵也跳伞，但跳完了照样喝酒闹事。

你们的兵，年纪轻轻，从飞机上跳下去眼都不眨，落地之后连跟烟都不抽就先检查装备。

这个靠什么？”

魏斯没有立刻回答。他转头看了看赫尔曼，示意他来说。